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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云南地方史话:云南党组织恢复重建(上)

□ 余 红
http://www.yunnan.cn  发布时间:2016-12-08 17:58:37 星期四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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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云南省委机关遭到破坏以后,广大共产党员在失去上级组织领导的艰苦条件下,在被通缉追捕、朝不保夕的环境中,一面辗转各地开展地下斗争,一面积极寻找党组织。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十分关注着云南的局势,曾两次派人到云南恢复党组织,但因敌人控制严密,未能实现预期目标。1935年至1936年,中央红军和红二、六军团长征先后经过云南,如一股红色旋风横扫云岭大地,强烈冲击了各种反动势力。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在红军长征精神鼓舞下,一批在云南坚持地下活动的共产党员,经过锲而不舍的艰苦努力,终于与上级党组织接上关系,在云南恢复重建了党组织。

一、革命低潮中的不屈抗争

云南党组织遭到破坏后,革命形势转入低潮。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一些与上级组织失去联系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并没有被敌人的血腥镇压所吓倒,他们有的战斗在敌人的监狱中;有的继续高举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旗帜;有的历尽艰险到省外寻找党组织;有的则深入基层,转到农村,隐蔽在人民群众中,继续宣传马列主义及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带领云南各族人民群众不屈不挠坚持斗争。

在1930年云南反动当局血腥镇压共产党人的活动中,省委主要领导几乎全部牺牲,大批共产党员被捕入狱。大多数被捕的革命者都经受住了严酷的考验,体现出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

在云南地方政府严令全省各地大肆镇压共产党人的白色恐怖形势下,省内各地的基层党组织继续高举武装斗争旗帜,积极策划和发动武装起义,前赴后继,英勇战斗,先后在宁洱、墨江、会泽等地发动武装暴动,表现了共产党人为人民的解放事业,义无反顾的英勇斗争精神。

在滇南,中共宁洱县委书记杨正元获悉省委遭到破坏的消息后,强忍住内心的悲愤,立即召集党员秘密商议,准备以党领导的外围群众组织互济会为骨干,举行武装暴动。1931年4月,党组织的活动被敌人侦悉,杨正元受伤后被捕,县长对他进行多次审问。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杨正元铁骨铮铮、毫不动摇,因伤势过重,在狱中牺牲。

同年下半年,中共墨江特支秘密组织武装力量准备暴动。不料事机泄露,临暴动前两天,反动政府借召开抗日救国会执委会为名,将墨江党支部的负责人熊文和、陈家麟逮捕,之后又相继逮捕了孙德齐、秦树声、曾福光等骨干成员,并指派团防队、保商团、殖边营四处“围剿”农会武装。1932年1月20日和21日,熊文和、陈家麟、孙德齐、秦树声、曾福光在墨江被敌人枪杀。熊文和牺牲后,墨江党组织领导的部分农民武装顽强地坚持斗争至1934年,4次攻打或击退了国民党地方当局派出“清剿”的保商队。

1934年3月,失去组织联系的共产党员罗有祯以教书为掩护,在宁洱农民中以“互济会”为基础,组织200多人的武装,发动勐先暴动,起义队伍很快发展到500多人。勐先农民起义军强盛时曾发展到千余人,在宁洱、思茅、江城、墨江、景谷等县境转战半年之久,给敌人以沉重打击。6月初,起义领导人罗有祯、罗承美被敌人收买的奸细暗杀。8月底,历时半年的勐先暴动在反动派的镇压下失败。

在滇东北,1932年底,会泽党组织组织起2000余人的队伍,秘密组建云南救贫义勇民军第一师(后称云南反日义勇民军第一师),下设8路军,师长蒋开榜。1933年10月,会泽党组织负责人蒋开榜准备组织武装暴动,不料事机泄露,敌人对起义人员进行搜捕。蒋开榜立即命令暴动骨干平开富等20余人迅速离开会泽,到江西投奔红军。平开富等历尽艰险,辗转前往江西找到红军,编入中央红军第九军团。同年11月,由于叛徒出卖,留在会泽坚持斗争的党组织领导人蒋开榜、刘文明被捕,后被敌人枪杀于会泽县城。蒋开榜、刘文明牺牲后,“反日义勇民军”第四、五路军分别在杨伟贤、王兴书的率领下,继续高举武装斗争的旗帜,在彝良、大关、盐津一带开展游击斗争。王兴书在反动民团的围攻中被捕牺牲,杨伟贤转移到四川,在中共泸县中心县委领导下,发动石顶山起义,在战斗中牺牲。

宁洱、墨江、会泽等地党组织发动的武装暴动,在反动当局的血腥镇压下相继失败了,但共产党人前仆后继,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精神,在云南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

在此期间,在云南、贵州、广西三省交界地区活跃着一支威震四方的革命武装——中国工农红军滇黔桂边区革命游击队,这支队伍在滇南的富宁、广南一带创建了云南最早的一块革命根据地。

滇黔桂边区红军游击队,是邓小平、张云逸等领导的百色起义播下的革命火种发展壮大起来的革命武装。1929年12月11日,邓小平、张云逸组织发动了广西百色起义,创建了红7军、红8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不久,红7军、红8军主力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右江革命根据地缩小。为了打开局面,1931年11月,在右江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的红7军21师干部李德惠、谭统南、黄庆金等由富宁籍红军战士刘家华带领,进入富宁七村九弄一带,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得到了各族人民的广泛支持和拥护。随后,又有一批红军干部进入富宁开展革命活动。1932年冬,红21师副师长黄松坚来到富宁领导革命斗争,经过艰苦努力,革命力量迅速发展,在花甲等地成立赤卫队。滇黔桂边区革命力量不断壮大,以富宁七村九弄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基本形成。1934年11月,滇黔桂边区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在富宁九弄的多立寨召开,宣布成立“中共滇黔桂边区临时委员会”。接着成立了滇黔桂边区革命委员会、滇黔桂边区劳农会和滇黔桂边区劳农游击队第三联队等党、政、群、军领导机构。1935年10月,为加强对根据地的领导,中共思果中心县委派原红军21师62团政治部主任滕静夫(后改名何尚刚)等11人到富宁领导富宁根据地的革命斗争。

滇黔桂边区红军游击队和根据地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以富宁为中心,以右江和黔桂边为重要活动地区,范围达滇黔桂3省28个县的广大地区,控制区域人口达100余万人的滇黔桂边区根据地。从1931年到1938年,游击队与敌人进行了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先后建立和恢复中共基层支部以上至边区一级党的组织44个,有党员600多名,建立健全了县以上革命委员会20个,人民武装力量发展到8100余人,英勇抗击了滇黔桂3省反动武装10余次的“围剿”。富宁红军游击队和滇黔桂边区根据地培养了1200多名少数民族干部,在以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中共桂西区特委的错误领导,滇黔桂边区游击队主力接受国民党改编后北上抗日,遭到国民党的缴械肢解,滇黔桂革命根据地逐渐丧失。滕静夫率少数游击队干部转移到中越边境的靖西地区继续开展地下斗争,历尽艰险,百折不挠,一直坚持到1949年富宁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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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苏宇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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